邹衍大九州神话宇宙观生成考(7)

三、余论：如何看待“大九州”学说的学术史地位

邹衍“大九州”学说的提出，影响所及不仅在战国一世，在汉代学术史中影响尤其明显。关于其学术史地位，有的学者从地学发展史角度评价其地位*如郭永芳先生即认为它反映了早期“海洋开放型地球观”，见《大九州说——中国古代一种非正统的海洋开放型地球观》，《大自然探索》1984年第2期。，更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则看到了它与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、纬书等的学术传承关系。前者将目光聚焦在“地学”，十分准确，但往往不脱“实其然否”的评判标准，对其在地学史上的影响梳理也较简单；后者则更着重于从知识、文献传承的角度去梳理其影响流变的脉络，可以补前者之不足。虽然各有偏重，但这两种思路其实已在启示我们，研究诸如“大九州”学说的学术源流影响问题，需要有针对性且广阔的视野：首先，“大九州”学说属古“地学”范畴，因此应当纳入“地学”发展史中去看待才能有“针对性”；其次，“地学”虽然有着自身的专门性，但在古代它的发展与接受又受到当时文化环境、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很大影响，因此需要有“广阔的”视野，才能更深入地认识。

如前所论，“大九州”学说的提出与《山海经》知识关系尤为密切，在后世则为《淮南子》、纬书等继承。它们已然具备了“概念”“传承者”“文本”的成“学”要素*唐晓峰先生认为，古代地学成为“学”的标准有三：“一，有概念组群以及关于这些概念关系的解释；二，师者讲授，学者研习，有学问传承；三，有代表性的文本(就是专著)。”唐晓峰：《从混沌到秩序——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·绪论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第15页。，构成了上古地学发展的一条脉络。而其较早的继承者《淮南子》地位较特殊，这部原名“鸿烈”(高诱注：“鸿，大也；烈，明也，以为大明道之言也。”*何宁：《淮南子集释·叙目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5页。)的“刘氏之书”本意即在“观天地之象，通古今之事，权事而立制，度形而施宜，原道之心，合三王之风，以储与扈冶”(《淮南子·要略》)，为新的大一统王朝建立意识形态规范。然则《墬形训》为新王朝确立新的地学经典的动机昭然可见。而且本篇内容上主要由《山海经》知识、“大九州”学说及阴阳五行学说为主，这其实也暗示，这几者本属于前后相继的学术系统，《墬形训》则可以视为该系统成熟的代表性文本。这样，“大九州”学说无疑就成为该系地学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一环。

而在汉代定型的，还有以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为成熟文本的“王朝地理学”*唐晓峰：《从混沌到秩序——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第16页。，它是以《禹贡》《周礼》等“六经”知识为思想源头的。这样，上古地学在汉代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两大体系。它们随着汉代意识形态建设而彼此争锋，这种情况在西汉末的《盐铁论·论邹》中可见一斑：“大夫”主张“大九州”学说而攻讦“文学”“诸生守畦亩之虑，闾巷之固，未知天下之义也”，而“文学”认为“邹衍非圣人，作怪误，荧惑六国之君，以纳其说”，并攻讦认为邹说“此《春秋》所谓‘匹夫荧惑诸侯’者也”。

从宏观来看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为代表的“王朝地理学”在最后的角逐中获胜了，《墬形训》也未能真的成为官方地典。但“大九州”学说在汉代一直影响极大，在《墬形训》之后，它又为《河图括地象》等纬书所继承。直到汉末，王充在《谈天》《难岁》中还在将其与“儒者”所传相比较，分辨其真实性，可见其影响之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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