邹衍大九州神话宇宙观生成考(5)

因此，这种“天下”观本质上乃是周人建构的夏商周“王族文化圈意识”*颜世安：《周初“夏”观念与王族文化圈意识》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7年第4期。在政治地理空间秩序方面的体现，其本身即内含着对周王权合法性的认同。它在后世影响甚巨，如春秋时的《秦公簋》说“丕显朕皇祖受天命，鼏宅禹迹”，齐国的《叔尸钟》中也仍在强调成汤“尃受天命”“咸有九州，处禹之堵”，是否立国于“禹迹”仍是“合法性”的标准。即便到了礼乐彻底崩坏的战国，这种观念也仍在发挥着影响。单以洛邑“土中”说为例，它在《周礼》中被赋予数理、阴阳五行意义上的阐释而被改造为“地中”说，如《地官·大司徒》即云：

日至之景，尺有五寸，谓之地中：天地之所合也，四时之所交也，风雨之所会也，阴阳之所和也。然则百物阜安，乃建王国焉，制其畿，方千里而封树之。

这里的“地中”按马融说即是洛邑，郑注谓“景尺有五寸者，南戴日下万五千里，地与星辰四游于三万里之中，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”*(清)阮元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704页。，可见这里的“中”是兼具空间之“中”义的。而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则从“礼”“势”等角度赋予了它新的内涵。如《荀子·大略》云：“欲近四旁，莫如中央，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，礼也。”《韩非子·扬权》承师说而以“势”解之：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；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。”《吕氏春秋·慎势》也说：“古之王者，择天下之中而立国，择国之中而立宫，择宫之中而立庙。”这些说法也即后世学者所总结的“择中立都”说。

在这样的语境下再来看“大九州”学说，其意义和动机也就很清楚了：它的提出，针对的正是肯定周王权合法性的“天下”观。如果说“五德终始”说偏重于“立”，则“大九州”学说则主要是“破”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
一是针对“天下”的地理空间范围。如前所说，“天下”观视域下的“天下”是以“禹迹”“九州”“中国”为中心区域的；余下的“四海”区域，在意识形态上属于“晦暗于礼义”*“海”孙炎注。见(汉)刘熙：《释名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15页。的一群，在族群和地域上则属于“蛮夷戎狄”(《尔雅·释地》)所居的边缘地带。“大九州”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点，认为“九州”所在的“赤县神州”只是世界的区区八十一分之一，这样一来原先的“中国”的法统地位也就被消解殆尽了。

第二，更根本地则是以“昆仑中心”说取代了洛邑为“天下之中”的观念。既然世界的中心并非在洛邑，而是远在“中国”范围之外，那么传统的“天保”“地中”也就失去了信仰与数理上的依据，同样“王者必居天下之中”的说法也自然被打破了。

认识了这点之后，再看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所说“王公大臣初见其术，惧然顾化”的反应也就容易理解了。之所以“惧然”，是因为“大九州”学说打破了时人所深信的“天下”观；而之所以“顾化”，很重要的原因则是“大九州”学说否定了传统“天下”观所包含的周王权合法性，迎合了他们“王天下”的需求。无怪乎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说“邹衍其意虽不轨，倘亦有牛鼎之意乎？”

在战国时代，邹衍式的做法并非是个别现象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在介绍了邹衍“五德终始”与“大九州”学说之后又说“是以邹子重于齐”，可见“大九州”学说早在稷下时期即已提出，与燕昭王的求仙或无关系。徐干《中论》说：“昔齐桓公立稷之宫，设大夫之号，招致贤人而尊宠之”，《管子·封禅》载“桓公既霸，会诸侯于葵丘，而欲封禅”，可见稷下学宫的建立的确“显示了齐桓公觊觎王权的野心”*林甸甸：《上古天学知识及文献研究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242页。。到了“驺衍的时代，正是帝制运动的时代”*顾颉刚：《古史辨自序·驺衍的略史及其时代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440-441页。，稷下学宫的这种初衷越发明显。不惟邹衍，其他稷下学说如慎到等的黄老之术、淳于髠《王度记》以及《周官》《管子》(《幼官》《四时》《五行》)等的提出，也均怀着“为了适应田齐政权帝制运动的政治需要”*白奚：《稷下学研究——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》，三联书店，1998年，第60-61页。的目的。

针对传统“天下”观，尤其是洛邑为“天下之中”说而另立新说者，在战国时代也非止一家。除稷下邹衍提出的“大九州”学说之外，《吕氏春秋》还提出了“建木中心”说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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